我的大学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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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四年，所学的功课比较多，所以教过的老师也多。

记得刚入学时，高年级男生便热情地来嘘寒问暖，神采飞扬地讲述学校的某些掌故。虽然那时我们这群小师妹很敏感地意识到他们是以此为借口来“搜罗”一些美女（当然像我这样的丑小鸭是不在此列的），但对于他们能不辞辛劳地为我们挂窗帘、搬桌椅倒是挺感激的。

他们绘声绘色地描摹本系老师的风采，并告诫我们哪个老师最残酷，他的作业绝不能马虎；哪个老师最仁慈，他的课有三分之二可以逃；哪个老师“背时”，哪个老师类似于马列主义老太太-------初乍到的我们，倒真要长点心眼。说起班主任，他们一再强调，说那绝不像中学时代那样是个“保姆”式的，平常几乎见不到，如若想见，就等到他发工资那天，财务科门口等着，准能见到。大学老师没固定办公室，上课，他来；下了课，他就走，打游击似的，这点后来真是印证了。

班主任给我们来上课了，我们已经上三年级了。他开设的课是影视文学，班里大部分同学都选修了这门课，倒不是因为班主任主讲，而是因为该课挺轻松。上午三节课，第一节课讲有关电影方面的知识，如蒙太奇、长镜头、特写镜头、空镜头之类的，我们对这倒不是很感兴趣，只是胡乱作点笔记，而下面的两节课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因为可以看电影。那时盛行放录像，于是班上一位杭州籍的男生负责在第一节课时去音像店租来录像带，下课铃一响，我们便争先恐后地拥向录像教室抢座位。我记得，那个学期看了许多奥斯卡金像奖影片，如《法国中尉的女人》、《青山翠谷》、《雨人》、《金色池塘》、《飞越疯人院》、《月色撩人》。因为影片的精彩，那班主任老师讲授的理论知识就显得枯燥乏味了，人似乎也不怎么可爱了。当然他也算是客气，整个学期，我们只做了一次作业作为该学科的成绩。作业是让我们看了根据郁达夫的《迟桂花》改编的电视，然后写一篇影评。至于那时写了什么内容，则早已忘记，只记得很讨厌郁达夫这个富春江畔的文学青年。

班主任是不太可爱，然而另外的老师则太有趣了。

教写作学概论的汤老师，是个胖胖的老头，脸上堆满赘肉，说话时，总抖得厉害，仿佛稍不留神，就会掉下一两块肉来。头顶几乎秃光，只剩三两根头发还在作最后的挣扎。他说话含糊，口齿不甚清楚，喉咙里似乎有一团痰卡在那里，总也吐不出来。然而他为人极厚道，从不会批评我们。一刘姓男生在文中把老师的职业戏谑为“闯江湖的”、“卖狗皮膏药的”，汤胖胖也不去为难那个长相酷似兰博的学生，只是摇头叹息：“现在的青年哪------”

下一个学期教写作的则改为朱老师，他是标准的国字脸，剃一小平头。上课时，他总拎着一只传统的旧杭州包，穿着一双布鞋，看上去不像教授，倒像邻居老大伯，所以我们私下里称他“朱伯伯”。他口齿倒还清楚，但让同学们时不时起鸡皮疙瘩的则是他没有“自知之明”的朗读诗歌。《再别康桥》是徐志摩的佳作，历来为人传诵，然而经朱伯伯一演绎，则意境尽失、韵律古怪。他把“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挥手，作别两天的云彩”中的“了”读成“li?o”。虽也读得抑扬顿挫，然而在我们听来似乎很搞笑，像极一个农民背着锄头在吟咏爱情诗，那模样也不雅。朱伯伯明知我们在嘲笑他，不但不责怪，反而陪着我们傻笑，真会自我解嘲。我们也喜欢这个“傻伯伯”，然最让我们感激的，是这个大伯对我们的慈爱，他说，这门课不用做作业，听过他朗读诗歌就算有“成绩”了。

教逻辑的张老师，说来也惨，据说家中有个苏格拉底老婆式的悍妇。但他上的课挺耐人寻味，时不时地闹些笑话。讲逻辑无非是讲三段论推理、偏概全、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之类的知识，本来极枯燥，但经他一讲，倒也通俗易懂。他最拿手的就是举班上学生的事例来阐释深奥的理论或指出推理的不严密。举例会说“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李文的爸爸是劳动人民，所以历史是由李文的爸爸创造的。”讲到转折关系，举了我班一位长相丑的男生为例（当然这稍微有点过了头），他眯起眼笑盈盈地说：“汪某是个美男子”，然后就顿了下来，大家就“刷”地把脸转向汪某，盯着他看，没等我们把脸转过来，老师就铿锵有力地喊道：“但是”，然后又顿了下来。我们又齐刷刷地脸转回来对着老师，等着他的下文，而老师一声叹息，无奈似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这是不可能的”。那位长相丑的男生想必有点难堪了。但是我们也没去责怪老师，因为他的风格一向如此，他也并无恶意。倒是他爱提问的习惯真把我们吓坏了。他的每一节课都要提问，许多学生的名字他叫不出来，于是只好在前两排的学生中随便拽一个出来回答，“来，这位先生回答”或“这位小姐回答”。慢慢地，我们也学乖了，总是尽量不坐前排，把位置挪到后面去，一个学期下来，前两排的位置总空出几个，后面却齐齐整整了。

教古典文论的马老师，是个小老头，他的课男生最爱“上”，因为最容易逃课。因他不大点名，所以懒惰的男生们来教室亮个相后便溜之大吉。望着渐渐缩小的队伍，马老师也不生气。偶尔他心血来潮点名了，只是装模作样地拿来名单，然后说“下面我开始点名，请不到的同学举手。”结果没一个举手。他恍然大悟一声：“今天全到”。有时候上课铃声已响了五六分钟，他才开始点名。因为我们的教室外刚好是一条从寝室往教室的通道，所以他在二楼点名，下面走来的人则会听到自己的名字，他点到“许建成”时，还在楼下的许建成就马上喊上来“到”，叫到“王健康”时，楼下的王健康则大声喊上来“我来了”。于是，马老师非常高兴，表扬道：“今天同学们都遵守纪律。”话音未落，一大帮男生打着呵欠，睡意朦胧般地正式“报到”了。

马老师后来开设了一门水浒研究课，我们大多数同学都选修了，虽则我们不太喜欢《水浒》，但我们极爱这个小老头。其实，听马老师的课也挺开心的，他说话时总是嘴巴一歪一歪的，一只肩膀一耸一耸的，挺有个性的一个习惯性动作。他讲到南京的柳敬亭说书，“武松打虎”这一情节竟说了整整三个月，最最精彩。柳麻子是“说书人之执牛耳者”，我感觉马老师很柳麻子似的。

教英语的老师姓什么，我倒真忘了，只记得他是个成熟型的大帅哥。他上课时总会时不时地眨会儿白眼，然后沉浸在他的“English”中，那感觉仿佛他正坐在泰晤士河的游艇上或聆听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然而有一次上课，他似乎有点“出格”了。那次，他叫我们用“一阵”来组词，有的同学说“一阵秋风”、“一阵掌声”，然后他补充说“一阵狂吻”，这个“Kiss”一出口，倒真把我们吓了一大跳。虽则我英语极烂，但“Kiss”我能听懂。从老师的嘴里说出这个浪漫温存的英语单词，确实让人感到突兀，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回忆起我的一位高中同学，那天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对我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看到两个老师在亲嘴。”然后她按住自己的胸口，喃喃地说：“原来心跳加快就是这个样子呀。”幸好她没有当场昏厥过去。当然，这位英语老师也绝不会因为说了这个“Kiss”而让我们厌恶，我们反而觉得他挺浪漫，挺欧洲的。

然而能让我们心甘情愿不逃课的则是教我们古典文学的陈老师。这个因不会打牌而被学生们“斥”之为“笨蛋”的老师，是林黛玉的超级粉丝，也是我们这帮女生的青春偶像。因为他，我们更喜欢《三国》和《红楼梦》；因为他，我们才记住了《三国》中最雷同的一句话是“忽听一声炮响，冲出一员大将”，《红楼梦》中的诗是生命的歌、灵魂的吟唱；也因为他，让我们羞愧作为中文系的学生竟无翰墨精神和洋溢才情；也正因为他，让我们认识刘伶、嵇康、王子猷，让我们明白“大抵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以及生命个体的价值和人的觉醒。

课堂上，他是个洋洋洒洒的“师者”，课后，他是极易亲近的邻家兄长。同学们会极友善地拷问他的爱情韵事。他不但不回避，反而津津乐道于他的罗曼蒂克。他还说别人是用小轿车迎娶太太，而他则用一辆旧的木板车骗来老婆。结婚后的第二天回乡下老家，乡邻们来瞧他的新娘。他介绍他的新娘是教授的女儿，而她则立马“纠正”：“我爸爸是副教授”。他在心里嘀咕：“整个一个方鸿渐”。

其实，众多的老师各有各的特色与派头，伴随着我们走过青春的时光。如被同学们揣度出“暗恋”庐隐的李老师，课堂上教我们练气功的钱老师以及叫我们用半瓶夏士莲的钱来买他的书的章老师------

对于老师的喜爱，我们不仅仅看重他们有无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也看重他们是否能给予我们爱和自由。别说大学里只是玩玩，其实，课堂只是小平台，更多的功夫还在课外。